正文 粮饷大任 (第1/2页)

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，将刘铭传的二十营，陆续拔队，指向浙皖之交；名为进攻广德，断贼归路，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，俘『幼逆』，夺辎重。
　　
　　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。
　　
　　如事先所估计的，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。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，到了广德，又分两路，一路向皖南；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『幼逆』，由宁国过西天目山，经开化、玉山窜入江西境内。刘铭传穷追不舍；其他各军为了争功，亦无不奋勇当先，连追五日五夜，长毛溃不成军，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。
　　
　　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；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，打算与窜至广东、福建边境的李世贤、汪海洋会合。然后西趋湖北；与『扶王』陈德才联结，自荆襄西入陕西，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。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。但即令打不成功，这样窜来窜去，如与安徽、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。因此，朝廷对两次三番，穷追猛打，而竟未能促住『幼逆』，置之于法，深为恼火。
　　
　　更恼火的是左宗棠。『全浙肃清』的折子已经拜发，而洪福真未获，就不能算克竟全功，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。
　　
　　辨明了『十万』之说；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，言语晚为犀利∶『至云杭城全数出窜，未闻纠参，尤不可解。金陵早已合围，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；金陵报』杀贼净尽『，杭州报「首逆实已窜出」也！』仅是这两句话，便如老吏断狱，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，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。但在结尾上，却又笔锋一转，故弄狡猾∶『臣因军事最尚质实，故不得不辩。至此后公事，均仍和衷商办，臣断不敢稍存意见，自重衍尤。』这段话是所谓『绵里针』，看来戒慎谦和；其实棱角森然，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。
　　
　　这通奏折发出，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。由恭王出面的『廷寄』，措词异常婉转，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，却说『左宗棠自入浙以来，克复城隘数十处，肃清全境，厥功甚伟。本欲即加懋赏，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，必将固辞；一俟余孽净尽，即降恩旨。』是很明显地暗示，左宗棠封爵，不过迟早间事。
　　
　　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，亦有温愉∶『朝廷有功诸臣，不欲苛求细故。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，则据实入告；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，均属正办。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潘和衷商办，不敢稍存意见，尤得大臣之体。深堪嘉尚。朝廷所望于该督者，至大且远；该督其益加勉励，为一代名臣，以副厚望。』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，但是非好恶，已表现得很清楚。而许左宗棠以『一代名臣』，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。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，左宗棠占尽上风；而与曾国藩的怨，自然也结得更深了。
　　
　　曾左结怨，形诸表面的，是口舌之争；暗中拼命抵拒的，是地盘之争。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，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。
　　
　　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。用失之时，为了鼓励将帅，不按建制任职；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，事所常有。但战事告一段落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
　　
　　照常理而论，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，到底百战功高；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，才是正办。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，绝无退让之意。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，虽由于忧谗畏讥，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；其实亦是看透了老弟有『妾身不分明』的隐衷，估量他决不能到任，不如自己知趣。
　　
　　在朝廷却又能左右为难之苦。一方面东南军务地穴于湖州克复、全浙肃清，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；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，解甲归田，不是待功臣之道。因此，对于曾国荃告病，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；希望曾左之间，能够消释嫌怨，言归于好，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篆，饬令曾国荃到任。
　　
　　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。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，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，许曾国荃辞职。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，由谁替补？却颇费斟酌。
　　
　　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，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，而浙江藩司一缺，则由左宗棠保荐。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；并且这样处置，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。朝廷调和将帅，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，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。
　　
　　要考虑的是∶第一、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，因为洪杨所蹂躏的各省，浙江被祸最惨；善后事宜亦最难办，非清廉干练，不足以胜任。第二、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；而又能为曾国藩，甚至李鸿章###所支持，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，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。
　　
　　第三、大乱已平，偃武修文；浙江巡抚是洪杨平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，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，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。如果有过战功，更为理想。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。此人名叫马新贻，字谷山；先世是回回，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，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，定居曹州府荷泽县，已历四百余年之久，因此，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，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。
　　
　　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；江西来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消息，『幼逆』洪福真终于落网了。
　　
　　收束平洪杨的军务，却还有相当艰巨的戡乱大任，需要部署。
　　
　　恭王、文祥的计议，犹有三处叛乱要平服，才能臻于太平盛世。这三处叛乱是∶第一、南窜的洪杨余孽；第二是扰乱中原的捻匪；第三是荼毒生灵、为患西陲的回乱。
　　
　　幸好人才旺盛，冠绝前朝；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叛乱。
　　
　　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。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，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，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，说『江宁已臻底平，军务业经藏事，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，前赴皖鄂交界，督兵剿贼，务期迅速前进，勿少延缓。』这所谓『贼』，便是捻匪。
　　
　　捻匪原以皖北为老巢，自经僧王全力攻剿，流窜到湖北、河南一带。张洛行虽死，他的侄子张总愚亦非弱者；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由关中回窜，因为『天京』已破，成了丧家之犬，自然而然地与捻匪合流，大为猖獗。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，追奔逐北，将捻匪撵来撵去的打法，并非善策；一旦疲于奔命，为捻匪反扑，非大败不可。同时，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，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，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，指授方略，则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』；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，索性独断独行。因此，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，回京享福，才是公私两便之计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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