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 平息风潮 (第2/2页)

“别处银钱的收解，当然是跟阜康往来，你怎么会不清楚？”吴世荣说，语气微有斥责的意味。
　　
　　“回大人的话，”谢云青急忙解释，“我之不清楚是不清楚别处有多少现银，不过就有也有限的，像间壁公济典，存银至多万把两，有大笔用途，都是临时到阜康来支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么，”德馨问道，“你们开出去多少票子，总有账吧？”
　　
　　“当然，当然！哪里会没有账？”
　　
　　“好！我问你，你们开出去的票子，一万两以下的有多少？”
　　
　　“这要看账。”谢云青告个罪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，叫伙计取账簿来，一把算盘打得飞快，算好了来回报，“一共三十三万挂零。”
　　
　　“并不多嘛！”
　　
　　“大人，”谢云青说，“本号开出去的票子不多，可是别处地方就不知道了。譬如上海阜康开出去的票子，我们一样也要照兑的。”
　　
　　“啊，啊！”德馨恍然大悟，“难就难在这里。”
　　
　　这一来只好将限制提高。尽管德馨与吴世荣都希望五千两以下的银票，能够照兑，但谢云青却认为没有把握，如果限额放宽，以致存银兑罄，第二次宣布停兑，那一来后果更为严重。
　　
　　这是硬碰硬毫无假借的事，最后还是照谢云青的要求，限额放低到一千两。接下来便要研究一千两以上银票的处理办法。
　　
　　“我们东家一定有办法的。”谢云青说，“阜康钱庄并没有倒，只为受市面影响，一时周转不灵而已。”
　　
　　德馨想了一下说：“也不能说胡观察一回来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，总也给他一个期限来筹划。这个期限不宜太长，但也不宜太短，三天如何？”
　　
　　吴世荣认为适宜，谢云青亦无意见，就算决定了。但这个决定如何传达给客户，却颇费斟酌，因为持有一千两以上银票的，都是大客户，倘或鼓噪不服，该怎么办？必得预先想好应付之计，否则风潮马上就会爆发。
　　
　　“这要先疏通。”吴世荣说，“今天聚集在前面的，其中总有体面绅士，把他们邀进来，请大人当面开导，托他们带头劝导。同时出一张红告示，说明办法，这样双管齐下，比较妥当。”
　　
　　“此计甚好！”德馨点点头说，“不过体面绅士要借重，遇事失风的小人也不可不安抚，你我分头进行。”
　　
　　于是，谢云青派了两个能干的伙计，悄悄到左右邻居，借他们的楼窗，细看人潮中，有哪些人需要请进来谈的。
　　
　　要请进来的人，一共分三类，第一类是“体面绅士”，第二类是惯于起哄的“歪秀才”，第三类是素不安分的“撩鬼儿”--凡是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好从中浑水摸鱼，迹近地痞无赖的人，杭州人称之为“撩鬼儿”。
　　
　　当这两名伙计分头出发时，德馨与吴世荣已经商定，由杭州府出面贴红告示，这种告示，照例用六言体，吴世荣是带了户房当办来的，就在阜康账房拟稿呈阅。告示上写的是：“照得阜康钱庄，信誉素来卓著，联号遍设南北，调度绰绰有余，只为时世不靖，银根难得宽裕，周转一时不灵，无须张皇失措，兹奉宪台德谕：市面必求平静，小民升斗应顾，阜康照常开门，银票亦可兑付，千两以下十足，逾千另作区处，阜康主人回杭，自能应付裕如，为期不过三日，难关即可度过。切望共体时艰，和衷共济应变，倘有不法小人，希冀混水摸鱼，或者危言惑众，或者暗中煽动，一经拿获审实，国法不贷尔汝。本府苦口婆心，莫谓言之不须！切切此谕。”
　　
　　德馨与吴世荣对这通六言告示的评价不同，德馨认为写得极好，但有两点要改，一是提存与兑银相同，皆以一千两为限，二是银根太紧，到处都一样，不独沪杭为然。
　　
　　但吴世荣一开头就有意见，说阜康信誉卓著，说胡雪岩一回来，必能应付裕如之类的话，不无过甚其词，有意袒护之嫌，倘或阜康真的倒闭了，出告示的人难免扶同欺骗之咎，因而主张重拟，要拟得切实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才是负责的态度。
　　
　　“世荣兄！此言差矣！”德馨答说，“如今最要紧的是稳定民心。不说阜康信誉卓著，难道说它摇摇欲坠？那一来不等于明告杭州百姓，赶紧来提存兑现？而且正好授人以柄，如果阜康真的挤倒了，胡观察会说，本来不过一时运转不灵，只为杭州府出了一张告示，才起的风潮。那时候，请问你我有何话说？”
　　
　　吴世荣无以为答，只勉强答说：“府里总觉得满话难说，将来替人受过犯不着。”
　　
　　“现在还谈不到个人犯得着犯不着这一层。如今最要紧的是把局面稳下来，胡雪岩号称‘财神’，‘财神’落难，不是好事，会搞成一路哭的凄惨景象。世荣兄，你要想想后果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。”吴世荣越发没话说了，而德馨却更振振有词。
　　
　　“就事论事，说阜康‘信誉素来卓著’，并没有错，他的信用不好，会大半个天下都有他的联号？所以要救阜康，一定要说胡雪岩有办法。老实说，阜康不怕银票兑现，只怕大户提存，如果把大户稳住了，心里就会想，款子存在阜康，白天生利息，晚上睡觉也在生利息，何必提了现银，摆在家里？不但大钱不会生小钱，而且惹得小偷强盗眼红，还有慢藏诲盗之忧。世荣兄，你说我这话是不是？”
　　
　　“是--是！”吴世荣完全是为他说服了，尤其是想到“慢藏诲盗”这一点，出了盗案，巡抚、按察使以下至地方官，都有责任，唯有藩司不管刑名，可以置身事外。照此看来，德馨的警告，实在是忠告。
　　
　　于是传言告示定稿，谢云青叫人买来上等梅行纸，找了一个好书手，用碗口大的字，正楷书写，告示本应用印，但大印未曾携来，送回衙门去钤盖，又嫌费时，只好变通办法，由吴世荣在他自己的衔名之下，画了个花押，证明确是杭州府的告示。
　　
　　其时奉命去邀客的两个伙计，相继回店复命，却是无功而返，只为没有适当的人可邀，倒是有自告奋勇，愿意来见藩台及知府的，但争先恐后，请这个不请那个，反而要得罪人，只好推托去请示了再说。
　　
　　从他们的话中听得出来，挤兑的人群中，并没有什么有地位的绅士，足以号召大众，而争先恐后想来见官府的，都是无名小卒。既然如此，无足为虑，德馨想了一下，看着吴世荣跟谢云青问道：“有没有口才好的人？声音要宏亮，口齿要清楚，见过大场面，能沉得住气的。”
　　
　　吴世荣尚未开口，谢云青却一迭连声地说：“有、有，就是大人衙门里的周书办。”
　　
　　“周书办。”德馨问道，“是周少棠不是？”
　　
　　“是、是！就是他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不错，此人很行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　　
　　“他跟我们东家是早年的朋友，今天听说阜康有事，特为来帮忙的。”
　　
　　其实，此人是谢云青特为请来的。原来各省藩司衙门，都有包办上下忙钱粮的书办，俗称“粮书”，公文上往往称此辈为“蠹吏”，所谓“钱粮”就是田赋，为国家主要的收入，其中弊端百出，最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，亦无法彻底整顿，所以称之为“粮糊涂”。但是这些“蠹吏”另有一本极清楚的底册，这本底册，便是极大的财源，亦只有在藩司衙门注册有案的粮书，才能获得这种底册。粮书是世袭的职务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以外，亦可以顶名转让，买这样一个书办底缺，看他所管的县分而定，像杭州府的仁和、钱塘两县的粮书，顶费要十几万银子，就是苦瘠山城，亦非两三万两莫办。这周少棠原是胡雪岩的贫贱之交，后来靠胡雪岩的资助，花了五万银子买了个专管嘉兴府嘉善县的粮书，只有上下忙开征钱粮的时候，才到嘉善，平时只在省城里专事结交，生得一表人才能言善道，谢云青跟他很熟，这天因为阜康挤兑，怕应付不下来，特为请了他来帮忙，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了。
　　
　　当时将周少棠找了来，向德藩台及吴世荣分别行了礼，然后满面赔笑地肃立一旁，听候发落。
　　
　　“周书办，我同吴知府为了维持市面，不能不出头来管阜康的事，现在有张告示在这里，你看了就知道我们的苦心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，是！两位大人为我们杭州百姓尽心尽力，真正感激不尽。胡大先生跟两位大人，论公是同事，论私是朋友，他不在杭州，就全靠两位大人替他作主了。”